余连萼(公元1854年-1889年),字棣堂,号孚山,项城市高寺人。幼时才思敏捷,进学屋读书成绩一直优等。十四岁的时候,父亲不幸去世,余连萼拜同乡孝廉曹学礼为师,十七岁即中了秀才,二十岁为廪生员。
此时母亲年事已高,留在家里余连萼很不放心,就把母亲接到学馆里奉养尽孝,一日三遍亲自把饭菜端到母亲面前。母亲有病时,他总要先尝汤药的温凉,日夜侍候,寝食荒废衣不解带。
光绪二年(公元1876年),二十二岁的余连萼下秋闱考场,一举得中经魁。谁曾想,母亲这时却不幸亡故了。余连萼强忍悲痛为母亲办完丧事,整个过程完全遵循古礼去做,不用器乐,不散发孝布,不作佛事,待客不用酒肉,乡邻笑他违俗,他一点也不计较。
居丧期间,余连萼敬叔如父,每次外出一定要告知叔叔,回来的时候也要先去见叔叔。与叔伯兄弟相处友爱和睦,教导子侄们谆恳详勉,尽心尽力。这期间,他还为家族建宗祠,修族谱,制定家规。
服丧三年期满后,余连萼才去北京参加会试,由于想念母亲,经常梦见母亲,就写了一首《都门梦母表哀六十韵》长诗,悲切得令人不忍读完全篇。
这一科余连萼未能如愿,准备下一科再试。古礼讲究大家族四世同堂,可是余连萼这一支家族中人多地少,为了生计,叔伯兄弟们商议分居,余连萼本来不同意分,但不分家又难以为继,不得已才顺从了众议。余连萼无兄无弟独占一门,本来应分田百亩,但他考虑到长门人多事多,还要主持家族的各种事务,就仅取薄田三十亩,还说:“这已经足够。”众兄弟无不佩服他高风亮节。
光绪九年(公元1883年),余连萼进京会试,考中进士,选为庶吉士,三年散馆被分配在刑部任职。余连萼年仅二十九岁能入刑部任职,可谓少年得志春风得意。在任期间他维勤维忠,很受上司器重,先后担任过刑部公文撰稿人、“秋审减等”等重要差使。
余连萼身在刑部,负责秋审处决罪犯,手中握有生杀大权,但他牢记母亲与叔父的教导“教儿学端庄,方正人所钦。教儿习勤谨,惰慢世所瞋”,所以他常考虑人命关天,刑罚是天下的大律,必须公正无私,无偏无倚。他办事特别慎重、细密,从无丝毫草率,为了一件人命案,他常常宵衣旰食,几至心力交瘁,为此昭雪不少冤案。余连萼深孚众望,同事送他外号“孚山”,余连萼推辞不过,就以“孚山”为号。
大太监李连英在慈禧太后面前红得发紫,可谓权势熏天,为巩固自己的地位,想得到朝中大臣的支持,暗中与大臣交往。余连萼人品学问高超,任事尽职尽责,很得上司欣赏,自然也成了李莲英笼络的对象。李莲英通过余连萼的一位同乡介绍,想与余连萼交往。余连萼最看不起这些倚仗权势作威作福的太监,断然拒绝了李莲英的请求。李莲英也算有自知之明,敬畏余连萼,始终对他不敢有什么不轨动作
光绪十三年(公元1887年)八月,黄河泛滥,决口于郑州下游十堡(即石桥),河水南泛为害严重,陈州首当其冲。余连萼得知很是着急,约同一批在京陈籍人士,积极为赈灾募捐。他日夜为劝捐的事情奔波,腿都跑肿了。一月之间,募集捐款十三万金。如何发放募捐款?很多人主张通过官府发放。但余连萼坚决不同意,说:“官赈弊端太多,如遇到没有良心的官员,层层克扣,能到百姓手中多少?不如让士绅主持发放赈款,这样灾民能得更多实惠。”大家认为他说得有道理,同意了他的主张,因而救活了无数灾民。
光绪十五年(公元1889年)夏,一场特大雷暴雨席卷京城,铺天盖地而来,位于永定门内大街东侧的天坛遇雷击突然失火,烧了个一塌糊涂。天坛失火,余连萼认为这是大不祥之兆,为此心中尤为郁闷,结果染上了暑气一病好几天,时好时发,精神大损。上司为他请来太医诊治,学生张镇芳在旁日夜侍奉汤药。这种病由伤心而起,常说心病难医,虽有太医治疗却始终不见好转。余连萼自己也知道已经难以痊愈了,一天,他勉强坐起来,要张镇芳拿来笔墨,大书:“吾生平事业竟止此哉!”书毕,一头栽倒,当场气绝。
政绩卓著的余连萼,未能做出更大的事业,也未能等到入阁拜相那一天,竟然带着深深的遗憾去世了,年仅三十六岁。满京城官员不论认识不认识他的人,都交口称赞他是“忠孝完人”。同僚好友,争来为他吊唁,都泣不成声地说:“我们失一好友,国家失一良臣。”甚至李莲英闻听此讯,也前来吊唁。
等到余连萼灵榇还乡,项城士绅纷纷前来吊唁,乡邻妇孺没有不流泪的。(项城市纪委监委 刘书铭 刘毅华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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